韩国自主协同型的新村运动模式是以创造低成本推动农村跨越式发展的典型模式，主要通过政府支持与农民自主发展相配合共同推动与实现乡村治理的目标。韩国与中国同处于东亚儒家文化圈，文化背景相似，改革的背景、面对的问题拥有较多共性，韩国新村运动模式对于中国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实施具有相当的借鉴意义。20世纪70年代，刚刚经历了工业化的改革，韩国的经济进入了快速增长时期。但是随着工业化的推进，韩国陷入了城乡发展不平衡的困境。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收入明显拉大，不少农民背井离乡，涌入城市生活。韩国新村运动采取的主要措施有：
一是针对农村基础设施破旧的现状，政府在乡村积极兴建公共道路、地下水管道、河道桥梁，以此整顿农村生活环境，提升农民生活质量。值得注意的是，当时韩国政府经过工业化的发展，综合国力有了一定的提高，但全面资助农民的能力仍然不足，因此，采取了政府主导与村民自主发展相结合的运动方式，政府按照农民对农村的参与热情，把村庄分为三类，分别是自助村、自立村和基础村，其中，自助村参与力度最大，农民的积极性最高，而基础村的参与力度较小。对于积极参与的村庄，政府在第一次资助之后，第二年再给予500包水泥和1吨钢筋，而参与度低的村落就不再给予。这种政府主导的资助方式，极大地激励了农民的参与热情。
二是提升农业生产水平，扶持非政府组织发展。韩国政府通过改变农业生产方式，推广水稻新品种，增种经济类作物，建设专业化农产品生产基地，提升农民的经济收入。“农户副业企业”计划、“新村工厂”计划以及“农村工业园区”计划都是政府为了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增加农民收入创建的重要举措。同时，农村非政府组织发展较为快速，最明显的是培育和发展互助合作型的农协，通过对各类农户提供专业服务和生产指导，以此促进城乡实现共赢。它不仅解决了农村贷款问题，还为农村经济发展以及城乡社会事业的良性互动提供了足够的支持。
三是开展国民精神教育活动，政府在各个乡镇和各村建立村民会馆，用于开展各类文化活动，激发农民的参与性和积极性，提高乡民的知识文化并创造性地让农民自己管理乡村和建设农村。新村运动的实施改变了韩国落后的农业国面貌，重新焕发了乡村的活力，实现了农业现代化的目标。新村教育是韩国新村运动的核心部分，也是最重要的内容。有不少学者认为，韩国新村运动最大的贡献在于“韩国精神”的宣扬，在于把新村运动的主旨“勤勉、自助、合作”作为一种民族精神加以贯彻。
忠清南道唐津郡大湖芝面出捕里（村庄名）
在新村运动初期，如果被认定为“自立型”村庄，就可以优先获得政府的扶持项目。因此，为争当自立型村庄的竞争很激烈。在新村运动开始之前，出捕里村民是依靠挖蛤蜊和牡蛎等维持生计，引入养殖技术后开始进行人工养殖。1972年村民们依靠背筐和手推车等工具成功进行了围垦造田。1972年新村事业进行综合评价，由于当地先后成功开展了蛤蜊养殖、牡蛎养殖、围垦造田等创新型项目，创造出新的收入来源，出捕里被认定为自立型村庄，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
当地资料中，关于作为对自立型村庄的奖励，政府给予韩牛养殖扶持项目的资料，称为“韩牛养殖管理现状（1973）”扶持项目的核心内容为：选出村里10户低收入农户，给予贷款优惠，让他们参与韩牛养殖，提高其收入。遵循自助原则，村里对贫困户进行了自立教育，通过财政补贴和养牛项目提高其自助能力，确定具体的自立方式，使他们真正掌握自助自立的新村精神。
“1974年第1次总统拨款事业”详细记录了总统拨款是如何在村中有效使用的。出捕里的总统拨款事业是以总统拨款120万韩元、村民劳动力、村民土地捐赠等为基础开展的“河道治理”项目。出捕里的总统拨款事业即河道治理项目于1974年末至1975年初完成，之后开展了总统拨款复次项目。总统拨款复次项目以嘉奖新村事业中的优秀村庄为目的，但作为扶持条件，政府要求将拨款中劳务费部分的一半作为公共基金投入新的村民增收事业，即复次项目中。因此，出捕里从村民劳务费部分提取了公共基金，1975年5月以复次项目的方式投入牡蛎养殖场扩建项目，这是出捕里继围垦项目之后的第二个村民增收项目。复次项目的经费来源如下：村里将总统拨款120万韩元中的20%即24万韩元作为复次项目基金（占劳务费用的25%），村民们自己集资20万韩元。但经费执行情况显示：复次基金为26.22万韩元，有少许增加；村民自己负担41.7万韩元，大幅增加。复次基金的增加部分为总统拨款产生的利息2.2245万韩元，村民自己负担部分的增加金额（21.7万韩元）为8个月工期内所有劳务参与者417人次的劳务费用。
通过扣除参与村民劳务费产生的复次项目基金，其性质是为了扩大再生产而进行的强制储蓄。而通过强制储蓄形成的村庄基金，只能用于村民增收事业。作为再投资事业的复次项目，具体方案需要通过村庄大会决定。作为新村运动的成功示范村，出捕里在全国有一定名气，村里只同意拿出劳务费的25%，低于政府提倡的50%的比例，虽然出乎意料，但同时说明，村民们并不是完全依照政府的指导方案进行操作，而是民主地通过村庄大会表决的形式进行合适的调整，能动性地规划和运营本村事务。